很多年后，刘健时常想起2017年6月15日的那个雨夜。
他和三名缉毒警察追寻着毒贩的踪迹，一天一夜不眠不休地往返于湖南邵阳与广东陆丰之间。当他们驾车行至广东某段高速公路上时，一场暴雨突如其来，意外也在这时发生。
失控的车辆在地上翻滚几圈后直接报废，唯一的清醒者将昏迷的同伴拖拽脱险，又在十余米外的一条水沟处找到了被甩出去的另一同伴。
幸运的是，四人的伤情都未危及生命，“全须全尾”地回来了。在两个多月后的9月2日，刘健与参战民警终于成功抓捕了该伙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毒品冰毒疑似物30公斤。
后来，再聊起那场雨夜里的事故时，他们总是半调侃地说，“做的是善事，老天爷也垂怜我们”。
缉毒警察，被称为“行走在刀尖上的人”，是公安队伍中最危险、牺牲最多的警种之一。
今年，是刚刚40岁的刘健在禁毒一线工作的第13个年头。在与涉毒犯罪人员较量的漫长时间里，他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是队员们的“主心骨”。
在刘健的办公室内，个人一等功、个人二等功、个人三等功的奖章与一摞又一摞的荣誉证书堆放在一个文件柜内，这些与身上的伤疤一起，镌刻了他作为一名缉毒警察的恪尽职守与荣耀时刻。
缉毒十三载，无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的刘健坦诚地说道，许多次冲锋在前的事后，也会“后怕”，但他始终认为“再艰难、再危险的工作也总得有人去做”。
今天，是第38个国际禁毒日。值此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位同事口中的“拼命三郎”，听他讲述了自己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细节、破获大案要案时的喜悦以及对家人的亏欠感，但更多的回忆早已淹没在时间里。
而那些被遗忘的与被仰望的瞬间，折射的正是全社会上下与毒品犯罪持续斗争的艰辛历程。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杨怡晴 摄影 陈杰 设计 谭文平 邵阳报道
拼命三郎
刘健的妻子也对那场雨耿耿于怀。
当时，因车祸住院的刘健并未告诉家人实情，而是说自己还在外地办案。
后来，是刘健同为警察的父亲，通过内部渠道看到了一条邵阳县公安局慰问看望受伤人员的资讯，刘健的“谎言”这才露了馅。
“她经常念起这件事，说我受伤住院了她居然不知道。”但报喜不报忧，是禁毒大队所有人的共识。
涉毒犯罪人员，往往是最穷凶极恶的一群犯罪分子，这注定了缉毒警察会面临许多难以预料的危险。刘健说，对于自己每一次的职务变动，家人并不在乎是否有提拔，只关心他“什么时候能离开禁毒大队”。
“但，你不干、我不干，到底谁来干？”坐在办公室内，刘健如此反问道。
尽管如此，但在他心中总有几分对于家人的亏欠感，难以消磨。
结婚十年，两个孩子都由妻子在老家照料。案子最多的时候，刘健一年里待在邵阳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最长的一次出差，他在云南就连续待了45天。
家人口中的念叨，与其说是埋怨，不如说是担忧。年仅10岁的女儿并不清楚父亲每天具体在做什么，但也从家里长辈口中朦胧地得知了其中的危险，总是在电话中对刘健说，“爸爸抓坏人的时候注意一点，保护好自己”。
邵阳县公安局分管禁毒工作的副局长邹来军，先后担任过禁毒大队的教导员、大队长等职务，见证了刘健一路来的成长、努力与汗水。
共事多年，在邹来军的眼中，刘健是一个实打实的“拼命三郎”，也是队伍的“灵魂人物”。邹来军说，刘健总是一肩挑起主办侦察员的担子，执行抓捕任务时也毫不含糊，一次次冲到了最前面。
刘健办公室的文件柜内，摆放着他多年来荣获的部分勋章与证书。
一马当先的刘健也会有害怕的时刻。
当犯罪嫌疑人挥舞着手上的利刃、驾车冲撞而来，甚至握着一把手枪时，满脑子想着如何制服对方的刘健，“在事后回想起来时，还是会后怕”。
在禁毒大队的办公室内，当队员们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担忧与心有余悸时，缉毒警察的不易和艰辛就此具象化了。他们隐于“马赛克”之后，总是在长久地坚守与蛰伏中，向“毒魔”挥出致命一击。
逆转
人生的际遇总是在一次次不经意的选择中改变。
对于少年时期曾是“刺头”的刘健来说，转折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19岁的他在父亲的极力促使下应征入伍，进入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服役。
彼时的大凉山笼罩在贫穷、闭塞的阴影之下，由于地形曲折、人手短缺，当地公安常常请求刘健所在部队配合抓捕犯罪嫌疑人。在执行抓捕任务时，开车四五个小时，又步行四五个小时，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回想起这段经历，刘健认为，自己或许是那时起对刑事侦查产生了兴趣。
2011年，脱下“橄榄绿”的刘健考入了公安系统，披上了“藏青蓝”。
一年半后，还在邵阳县岩口铺镇派出所工作的刘健收到了调令，被调到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成为了大队中最年轻的一名缉毒警察。那时，正是禁毒大队“青黄不接”的时期，新老交替、人手不足。很多时候，刘健只能靠自己摸索。
他是在“实战”中磨炼出来的“缉毒高手”。进入禁毒大队后不久，刘健先后两次被派往驻滇缉毒情报工作站，从事人员管控、情报收集、案件侦破等工作。
在云南的两年间，是刘健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搭建了自己的情报网络。
时至今日，那个大家眼中曾经的“毛头小子”，已经成为了禁毒大队中资历最老的一名队员。
从事禁毒工作近10年，如今已经是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队长的刘风，与刘健的入队时间相差不到3年，他说，刘健是自己的师傅，“严格来说，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涉毒案件的侦察、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情报的研判……刘健在“实战与自学”中积累的经验，不仅是他作为一名缉毒警察最宝贵的财富，更被其他队员视为“锦囊妙计”，常常给人以启发。
刘健与队员们开会商谈工作事项。
一个人的“来时路”，往往深刻影响着他在当下、未来的选择与行事风格。
从警前的5年部队生活，在刘健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等品质，在他后来的警察生涯中依然发挥着作用，而他也将从中学到的技巧运用到了禁毒工作中。
列宁说，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
这无疑也是刘健的“作战法则”。他认为，只要做足充分的准备，那么，危险是可控的。
“犯罪嫌疑人相貌、特点、性格、爱好是什么？暴力倾向程度有多高？有没有使用刀具枪支等武器的习惯……这些信息都要心中有数。”刘建说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
面对驾车冲撞、持刀棍对抗的犯罪分子，刘健的经验是，能在室外抓捕就不在室内、能在静态中抓捕就不在运动中。
丰富的办案经验成为了刘健最好的盔甲，让他得以应对一次次的艰难挑战与突发事件。
一群人、一件事、一起拼、一定赢
在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办公室的走廊间，一条写着“一群人、一件事、一起拼、一定赢”的标语十分醒目，这似乎是这支在最高峰时也仅有15名成员的禁毒大队最好的信条。
他们拥有一整面墙都装不下的荣誉：先后被国家禁毒委员会授予“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集体三等功”，几乎每个队员都曾获得“个人三等功”及以上的荣誉。
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荣誉榜，展示了大队所获的部分集体荣誉。
但对于这支禁毒战线上的“铁军”而言，与涉毒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依然充满着各种变数。
刘风深知涉毒犯罪人员有多么的狡猾与难缠，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道，“愁得头发都白了”。2016年之前，刘风还在派出所工作时，通过日常巡逻或节假日清查摸排出吸贩毒人员不是件难事，而在如今几乎不可能。
这一方面是由于多年严打使得涉毒犯罪事件减少，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其隐蔽性与反侦察意识越来越强。
利用境外社交软件沟通、使用虚拟货币交易毒资、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尽管“障眼法”越来越多，但刘健始终坚信一个准则，“手段再如何隐蔽都需要线下交易，就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因此，很多时候，刘健在侦破涉毒案件时都会采取一种最原始的侦察手段——跟踪、蹲守。
人们常常将缉毒警察视为一把刺破黑暗与犯罪的“利刃”，但更多时候，他们更像一个充满耐心的猎手，在漫长的蛰伏后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2024年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涉毒案件，抓获涉毒嫌疑人190余人，其中刑事拘留130余人，缴获毒品50余公斤，查获涉案车辆6台。
在这背后，是一场“长达一年半、辗转8省市、奔波5万余公里”的持久战。
所谓“动心忍性”，便是如此。
事实上，在真刀真枪的威胁之外，这群“行走在刀尖上的人”时常面对犯罪分子抛来的“糖衣炮弹”。
刘健经历过“最豪横”的一次，是在2019年审讯部督“2018-793”号毒品目标案时，主要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罪责，在审讯时居然提出要送刘健“一辆豪车”。
“在抓捕时，犯罪嫌疑人试图用身上金戒指、金项链和随身携带的现金贿赂我们的情况经常发生。”刘健说道，有时，威逼利诱不成，一些人还会采取“举报”的手段，必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禁毒大队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一起冤假错案，也从来没有民警因违法违纪而受罚。”邹来军总结，这支队伍不仅本领过硬，而且意志坚定。
这是刘健所获得的部分奖章，镌刻了他一路走来的缉毒历程。
“打”“管”双行
公开信息显示，20世纪70年代，邵阳籍人口便大量迁移到云南边境地区，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也吸引了全市每年约120万人外出打工。受历史和客观因素影响，邵阳市的毒品中转集散、外流贩毒问题一度严重。
作为人口大县的邵阳县长期面临着严峻的禁毒形势，涉滇缅毒品犯罪人数和案件一度居于全省前列。
如果从当下回顾过去，不难发现，邵阳与涉毒犯罪持续斗争的历程，折射了一批又一批缉毒警察前仆后继的身影，更是一面透视禁毒工作系统化、社会化推进的镜子。
刘健将2013年到2019年的7年间，视为从警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
那段时期，随着禁毒力度的持续加大，禁毒大队破获了多起重案要案。但很快，大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涉毒案件屡打不止，这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成效产生了怀疑”。
后来，他们将这段时期总结为，毒品犯罪“在打击中发展、控制中蔓延”。
这群缉毒警察逐步意识到，对于毒品案件重拳出击的同时，更要做好涉毒人员的管控、加强预防吸毒的宣传教育等工作，而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打不管，很容易陷入一个死循环，涉毒团伙常常‘死灰复燃’。”邹来军说道，此前，邵阳县的禁毒工作面临着涉滇缅大宗毒品贩运、外流贩毒、毒品滥用现象严重的严峻挑战。
伴随着“全民禁毒”的氛围日益浓厚，在打击与管控双措并举下，邵阳县逐步甩掉了这“三大标签”。
每年，禁毒大队都会走进社区、学校、街道宣传禁毒知识。
禁毒成效是肉眼可见的。刘健从办公桌内拿出了一份今年6月刚刚统计完的“邵阳县近5年涉毒相关数据统计表”。
数据显示，5年间，邵阳县新增吸毒人数、毒品戒断三年复吸率、外流贩毒人数、污水检测数值等评定一地毒情的重要指标大幅度下降，其中多个指标已下降至个位数。
事实上，并非只在邵阳县，刘健深入观察后认为，毒品犯罪“在打击中发展、控制中蔓延”的现象曾广泛存在于全省、乃至全国多地。
这足可见，禁毒工作的艰巨性。今年6月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指出，总的来看，全国毒情形势整体向好态势持续巩固。但是，“在全球毒品问题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处于涉毒犯罪风险加剧期、新型毒品快速变化期、治理成效巩固拓展期”。
缉毒多年，刘健深知取得已有成绩的不易。他同样认为，持续地严厉打击、精准地人员管控与广泛地宣传教育，容不得一点松懈。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2007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便在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写道：“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中国漫长的禁毒史中，“全民禁毒”无疑是最有力的旗帜与武器。
“天下无毒”
刘健和禁毒大队教导员肖秀华同在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内，一张印着“‘缅北’主要入境中国的口岸及通道”的地图对面，张挂着一幅书法，上面写着“天下无毒”。
这是2024年11月，湖南省文联组织湖南文艺家赴邵阳采风创作时，邵阳籍书法家李炯峰给禁毒大队题的字。刘建说，这也是所有缉毒警察的“终极目标”。
刘健和他的“马赛克”战友们。
尽管知道，这将是一个怎样漫长而艰巨的征程，刘健还是常常在心中假想自己有一天能“失业”。
从事禁毒工作13年，刘健已经拥有从容面对挑战的底气，他相信任何犯罪行为都有在阳光下现出原形的一天，但他依然有自己的担忧。
在奔波于全国各地、追踪与打击涉毒犯罪的过程中，刘建发现，涉毒人员逐渐出现了低龄化趋势，伪装成“糖果”“电子烟”的新型毒品让部分青少年迷失其中，更有丧心病狂的毒贩利用未成年人运毒。
在去年国际禁毒日，司法部戒毒管理局负责同志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当前戒毒工作面临哪些新形势新挑战，其中一点便是2020年以来新发现滥用药物人员中，未成年人所占比例已不容忽视。
刘建说，邵阳县每个学校的每个班级，至少要在每个学期开展一次毒品预防教育主题班会，“我们每年也组织民警进学校、上街头、入社区开展禁毒宣讲”。
事实上，以全局观之，集结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青少年预防毒品教育正在逐步完善。
从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毒方面的法律义务，到2015年制定印发《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2016-2018）》、启动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再到将禁毒宣传教育内容纳入《中小学生守则》《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在持续的努力与推进中，一场未雨绸缪的无声较量渐成声势。
回头望，中国人与毒品漫长的斗争史，深藏着血泪与屈辱。
当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一声令下，将所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投进了浓烟滚滚的销烟池；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中国人禁毒的决心，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当中。
时至今日，禁毒，仍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坚定选择。
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旁的一面文化墙。
在长达数小时的交谈中，“硬汉”如刘健在说起因毒品而毁于一旦的家庭时，心中的不落忍也会在眼神中倾泻而出。他看见过太多张或悲伤、或后悔、或无助的面孔。
无数的“刘健们”朝着那个漫长而艰巨的“终极目标”前行。更多的时刻，他们都是藏在“马赛克”背后的无言者。
在“沉默的时间”里，一位又一位缉毒警察正像禁毒歌曲《禁毒战歌》所唱的那样，“向毒贩挥去铁拳，向毒魔亮出利剑，帮失足者迷途知返，在全社会筑牢防线……”
（注：文中“刘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