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当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称文艺复兴为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年代时，他所指的绝不仅仅是这一时期的男性。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女性，她们来自城市、教会、贵族宫廷和乡野农家等各个阶层。这里仅列举德国的几个例子。纽伦堡的女修道院院长卡里塔丝·皮克海默（Caritas Pirckheimer）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还与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保持着密切往来。她撰写并散布传单，与安德烈亚·奥西安德进行学术辩论，反驳当局和主流观点，捍卫本修道院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站在了反对宗教改革的一边。斯特拉斯堡的卡塔琳娜·策尔（Katharina Zell）和巴伐利亚的男爵夫人阿尔古拉·冯·格伦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也致力于坚持信仰自由，却选择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派，以传单的方式积极宣传宗教改革。后者至今还被人称为“女宗教改革家”（Reformatorin）。
文艺复兴时期，王宫里的女子则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在稍大一点的宫廷，例如嫁到波兰王室的博纳·斯福尔扎。但中等和稍小的王室也有她们施展才华的一番天地。意大利的小权贵们对艺术和科学往往抱有浓厚兴趣，这为那里的女子提供了更有利的成长土壤。她们不仅在艺术上颇有建树，有时甚至能左右国家的政治决策。两个半世纪后，歌德在其剧作《托尔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中巧妙地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致敬，他说“要知道何为礼仪，且去问高贵的女子”。但这里并不指早期现代的高贵女子，而是推崇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理想女性“单纯的高贵，宁静的伟大”。19世纪德国市民阶层的女性形象通常是魏玛小国的歌德式理想，而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呼风唤雨的宫廷女子形象。
有教养且地位较高的女子首推意大利曼托瓦侯爵之妻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人称“世界第一夫人”。她的母亲莱奥诺拉（Leonora）执掌那不勒斯宫廷，对伊莎贝拉言传身教，引导她幼年时踏入音乐和学术的殿堂。伊莎贝拉的丈夫曼托瓦边疆伯爵詹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由于在威尼斯军中事务缠身，长期不在朝。所以伊莎贝拉几乎全权负责了宫廷的文艺事务。她是著名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s）的赞助人，后者在1516年撰写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是文艺复兴早期巨著之一。她还在曼托瓦宫廷推动实现了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廷臣之书》（Il libro del Cortegiano）中所倡导的宫廷教养和风化。这在接下来的好几十年都为欧洲其他宫廷争相效仿。
在丈夫詹弗朗切斯科被俘期间与1519年去世后，伊莎贝拉成为曼托瓦实际上的执政者。当时，尽管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公国和法国都对曼托瓦的小小领土虎视眈眈，她仍然通过较高的个人威望、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娴熟的政治手腕巩固了贡扎加家族的统治。她诞下八子，使曼托瓦后继有人，有意思的是她身为女子，重视儿子的程度大大超过女儿，几乎没有跟自己的女儿有过任何接触。
伊莎贝拉·德斯特唯一确定的形象来自这枚勋章，由乔瓦尼·克里斯托弗多·罗马诺设计
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云女子不只伊莎贝拉·德斯特一人。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女儿卢克雷齐娅·博尔贾（Lucrezia Borgia）也是这样一位有创造力、影响力，在文艺界游刃有余的女性。尽管像文艺复兴的许多人物一样，关于她的负面谣言不绝于耳，但只要我们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历史，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尝试贴近这位女性，我们就能发现她的惊人才华。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 男女关系坦诚而简单，不独意大利，欧洲各地皆是如此。例如裸体并不是文艺复兴画家和雕塑家的臆造，而是鲜活的日常现象， 在男女均可以出入的城市公共浴室和乡野村舍都能见到袒胸露乳的男男女女。性也并非禁忌，城市里设有合法的妓院，宫廷和神职人员对此也毫不避讳。酒池肉林般的博尔贾盛宴只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夸张写照。此外，研究教皇历史的专家们相信，关于博尔贾宫廷派对中的重头戏是舞姬半裸地在地上旋转跳舞，这可能只是好事者杜撰以博关注，不符合实际。尽管卢克雷齐娅·博尔贾也像她的教皇父亲那样私生活混乱，但在成为费拉拉女公爵后， 她开始改变风格，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并将费拉拉打造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享有盛名的文艺殿堂之一。
1501年，她嫁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开启了人生的第三段婚姻。阿方索一世来自德斯特家族，是上文所写伊莎贝拉的兄长。此次婚姻由卢克雷齐娅的教皇父亲一手策划，考虑到当时新娘声名狼藉，这简直与逼婚无异。但1517年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一位德斯特家族受人尊敬的成员，她位高权重，举止得体。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一去世，就有反对者劝说阿方索一世宣布与卢克雷齐娅的婚姻实属胁迫，进而离婚，然而这一建议立即遭到阿方索拒绝。直到15年后卢克雷齐娅难产死去，她总共为德斯特家族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包括王位继承人埃尔科莱二世（Ercole Ⅱ.），以及红衣主教伊波利托二世，后者在蒂沃利建造的德斯特别墅拥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像曼托瓦的伊莎贝拉一样，卢克雷齐娅影响下的费拉拉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文艺复兴殿堂。
更不为人知，也更特别的是卢克雷齐娅的经济头脑，这可能归功于博尔贾家族的遗传基因。她在意大利北部平原廉价购买了一大片沼泽，差人设法排干沼泽的水，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并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她的暮年，这片沃土已拓展到2万公顷不止。令人惊叹的不单是她开展经济活动或企业经营成功，更是经营规模之大。早在中世纪就有女性参与手工业或经商，这些人通常是寡居的女性，但也有个别例外。路德夫人卡塔琳娜·冯·博拉就是一个为人称道的例子。她在维滕贝格的路德官邸开办了个学生宿舍，入住的学生络绎不绝。此外她还购置田产，经营农事，以积累家庭资产，尽管比意大利的教皇女儿规模小得多，但金额也还是很可观的。
同一时期的法国，最杰出的文艺复兴女性之一是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她时常为弟弟弗朗索瓦一世出谋划策，并且在之后的宗教改革中也对一些宗教问题建言献策。她广泛结交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对新福音教有很深的研究，是约翰·加尔文和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Etables）等法国宗教改革派的庇护者。她后来再嫁纳瓦拉国王亨利，日后成为法国国王和著名的胡格诺领袖亨利四世的外婆。此外，她还撰写了不少哲学和神学文章、诗歌、戏剧和故事，死后出版的《七日谈》尤为著名，这是一部模仿薄伽丘《十日谈》的故事合集。
1517年，博尔贾家族的另外一个支系在法国开枝散叶，进入了欧洲统治阶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凯撒和纳瓦拉国王约翰三世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雷成婚后，1500年生下一女名为路易丝·博尔贾，她于1517年4月嫁给了当时的法军统帅路易·德·拉特雷穆耶（Louis de la Tremouille），后者于1525年死于帕维亚战役，此后路易丝·博尔贾改嫁菲利普·冯·波旁-比塞（Philippe von Bourbon-Busset），并与其共同建立了之后法国王室的一个支系。
但文艺复兴时期最显赫的女性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法国人， 而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即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之女。她同时是一位文艺女青年、诗人和艺术赞助人。她的一生既充满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及的荣耀与智慧，也更多地展现出了近代初期女性所无法摆脱的依附性。她试图在文化与精神独立和王权斗争之间寻找平衡，又不得不服从于王室和家族的安排，所有这些很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曾是皇帝的女儿、皇帝的监护人、尼德兰的摄政官、不幸和幸运的妻子，更是文艺青年、最伟大的文艺复兴女子之一。图为布鲁塞尔宫廷画师贝尔纳德·范奥利所作中年时期的玛格丽特
1517年，在勃艮第公爵，也就是她的侄子查理南下西班牙后，玛格丽特再次执掌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的基业。那年她37岁，过去的37年跌宕起伏，既有希望也有失望。刚满三岁时，她就被卷入了政治之中。为了巩固勃艮第与法国此前达成的《阿拉斯和约》（Friedens von Arras），玛格丽特被许配给时年13岁的法国王储查理并被带到法国宫廷。就在这一年，年轻的新郎在父亲突然死去后继承王位，成为新王查理八世，而玛格丽特也成为名义上的王后。与其他通常在幼时就被带到法国将来要成为王后的孩子一样，玛格丽特在昂布瓦斯（Amboise）接受了教育。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小女孩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求知欲和对文化艺术的极大兴趣。儿时的学习和玩耍无忧无虑，对比之下，她之后的经历显得颠簸坎坷。为保住布列塔尼，查理八世于1491年12月迎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妮，违背了与玛格丽特的婚约，后者也被剥夺了王后头衔。接下来的两年里，玛格丽特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法律和财务上的烦冗事务，尤其是嫁妆的安排和归还问题，这在年仅12岁的玛格丽特看来是极大的侮辱。直到1493年夏天，法国王室才准许她返回家乡。
不久之后，政坛的飓风再度向她袭来。1495年初，为了与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马克西米利安重打联姻牌，此番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玛格丽特、菲利普和西班牙国王的儿子胡安、女儿胡安娜的双重联姻。11月，在两对新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双方通过法定代理人会面的方式定了亲。因此在1497年春乘船前往西班牙途中，于比斯开湾遭遇风暴，玛格丽特向被吓坏了的侍女们提议大家各自想一些押韵的墓志铭以转移注意力时，她为自己想出了这样一句：
这里躺着玛格丽特，一位高贵的女子
曾有两任夫君，但仍是处子。
暴风雨终于过去，1497年初，大婚在西班牙布尔戈斯举行。然而好景不长，胡安王子半年之后就去世了，据西班牙王宫的人声称，是热恋导致高烧不退而身亡。玛格丽特虽然已有身孕，但孩子刚生下来就死去了。1500年她重新回到尼德兰时，尽管已非处子之身，但仍是年仅20岁的年轻女性。
对哈布斯堡家族而言，她仍是宝贵的联姻筹码。1501年夏末， 她的哥哥勃艮第公爵腓力为与法国抗衡，确保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西南的政治利益，促成了玛格丽特与萨伏依公爵菲利贝尔的婚事。不过，这第三段婚姻还是给玛格丽特带来了一段幸福时光。这对曾在昂布瓦斯宫廷互为玩伴的夫妇大部分时候生活在布雷斯，那里是索恩河下游东边的乡村，当时是萨伏依公国的属地，首府是布雷斯地区布尔格（Bourg-en-Bresse）。由于菲利贝尔公爵对政事不感兴趣，正是在这里，玛格丽特第一次承担起政治责任。当时她的幕僚有梅尔库里诺·加蒂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他日后成为查理五世的大宰相。这位年轻的公爵夫人展现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机敏和果决，建立起情报网络，并以此揭发了其亲法的小叔子勒内（René）的密谋，让优柔寡断的菲利贝尔公爵下令剥夺勒内的一切官衔。但萨伏依的美好日子只是昙花一现。菲利贝尔公爵在一次疯狂狩猎之后喝了凉水而中暑和心衰，从此再未恢复。
24岁的玛格丽特再次守寡，她自此拒绝了一切哈布斯堡家族的婚姻安排，将视线转向另一个世界，期待来世，坚信在彼岸能与失去的菲利贝尔重聚。她继承了丈夫留下的布雷斯，并着手在布雷斯堡附近的布鲁（Brou）一处坍圮的修道院内打造一座充满纪念意义的墓地。她希望自己死后能与丈夫合葬，想要同他一道升天。然而，命运终究没能让玛格丽特过度沉迷于宗教的沉思和对墓穴的设计规划。在他的兄长、勃艮第的菲利普1506年夏天突然死亡后，她不得不在父亲马克西米利安的召唤下离开萨伏依，于1507年春返回勃艮第公国统辖的尼德兰家乡，暂时接管那里的政务。当时查理五世还未成年。自此之后，玛格丽特倾心打理尼德兰上下事务，展现了超凡的政治手腕和远见卓识。除了成年的查理在1515年至1517年间作为勃艮第公爵正式执政，其余时间一直是玛格丽特在苦心经营。她有两位女子作为榜样，一位是祖母约克的玛格丽特，她住在梅赫伦，已逝的夫君是勃艮第的大胆查理。另一位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玛格丽特短暂地嫁到西班牙的那几年亲眼见识了她的残酷手段。
管理尼德兰没多久，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就成了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女人。她极大程度巩固和推动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在外交上，她一手打造了对抗法国的联盟，并于1529年与法国王太后萨伏依的路易丝，即菲利贝尔的姐姐缔结了《康布雷夫人合约》，确保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尼德兰-勃艮第领地——不包括以第戎为首府的勃艮第公国旧领——的统治。在内政上，她鼓励贸易，尤其是保证了通往波罗的海沿岸的航道畅通，遏制了公国下属的省和贵族阶级的独立企图。但她在领主议会上不顾贵族阶级反对极力推行征税措施的尝试没能成功，因而也没能获得抵抗大贵族势力的重要工具。在国家财政和私人财产上，她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萨伏依陵墓的建造中，展现了近代欧洲人特有的精打细算，有时甚至像铁公鸡。例如丢勒在其流水账似的旅荷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此行的收支，后来不得不承认， 在与各个阶层贵族打交道的过程中都是亏损的，“尤其是玛格丽特女士从未对我给她的赠礼给予过回赠”。
玛格丽特在梅赫伦宫处理尼德兰的政务，度过了大部分的寡居时间。在她的管理下，梅赫伦宫成为欧洲的文艺中心，有头有脸的艺术家、人文主义者来来往往，门庭若市，伊拉斯谟和丢勒也在其中。她的艺术品收藏不久驰名全欧洲。同时，她还将梅赫伦宫打造成下一代统治者的高等学府，这或许与她自己在昂布瓦斯接受的教育有关。受过她言传身教的不仅有自己的侄儿、日后的查理五世，还有查理的姐妹们和弟弟斐迪南，欧洲其他王公贵胄的子女亦多有在这里接受教育的。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仍心心念念布鲁陵墓的修造工事。她立下遗嘱，让人在她死后亦将她埋葬于此，“就在已故的萨伏依公爵菲利贝尔和主的身旁”。她亲自监督施工进程，精心遴选并频繁接见建筑师和艺术家，与他们一起讨论施工计划和建筑细节。按照当时建筑界的惯例，他们提前制作了陵寝的模型。玛格丽特1517年再次接管尼德兰政务的时候，布鲁的罗马式教堂和旧的修道院院长宅邸已被拆除。模型增加了在原址上新建的部分，已能让人想象出建筑群完工后的宏伟布局：一座天主教堂，陵墓纪念堂，拥有至少三条十字回廊的大修道院以及供玛格丽特寡居使用的起居区和直通教堂内部地下墓穴的通道。彼时公爵墓穴旁边的小礼拜堂已基本建成，玛格丽特希望以后在这里日日为爱人祈祷。此外，画师已绘制出一系列墓碑的细节图。1526年，生于沃尔姆斯、在尼德兰受雇于玛格丽特多年的雕塑家康拉德·迈特（Konrad Meit）接到玛格丽特雕刻墓穴的委托。这些雕塑此前已由弗兰德斯画师扬·范鲁姆设计出图样，接下来需要在大理石和石膏上进行雕刻。最后，两座装饰有丰富华丽的人物和徽章图案的双层水平墓碑制作完成。上层墓碑刻画的是逝者穿着华服的鲜活英姿，下层图案则是两具被白布包裹正在渐渐腐化的躯体，被安放在一个柱子支起的结构中。
布鲁的墓碑：死者的遗容有两种表现形式，上层是生前的倩影和英姿，下层是渡向彼岸的世界。图中为正渡向彼岸的玛格丽特，长发披散在裹尸布上，尽管已褪去生命的活力，却依然显露着皇帝女儿和哈布斯堡女摄政官的不凡气度
尽管朝中政务繁忙，布鲁与梅赫伦宫相去甚远，但教堂及陵墓建造工程仍顺利完成，这片大型综合建筑群集艺术美观和宗教功用于一体，令人瞩目。但命运没有给她赶赴实地参观并使用教堂和修道院的机会。当她年近50，打算动身前往儿时度过幸福时光的故地时，不小心摔伤了腿，1530年因腿伤感染不治身亡。两年之后，人们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将她的遗体从布鲁塞尔运至萨伏依，埋葬在菲利贝尔公爵身边，让她的人生真正得以完满。
从整体上看，布鲁陵墓建筑群的艺术风格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风格的过渡，不再是“中世纪之秋”，但也还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风格。如果将其看作文艺风格上的因循守旧，甚至揣测设计者对时代风尚刻意逆反，则忽略了该建筑群风格的复杂性和设计者的独特用心。在打造梅赫伦宫的时候，玛格丽特启用了很多意大利的工匠，很欣赏他们的手艺和艺术创意。但在建造这座位于索恩河下游的宗教建筑时，她认为采用勃艮第的风格更恰当，这也是对临近的法国统治者摆出的一个姿态。她与侄儿查理五世一样，心里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基于祖先的成就和宗教传统的勃艮第-哈布斯堡式的君权意识，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统治者对权力的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意志。玛格丽特清醒地知道，男性和女性当权者所拥有的权力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她从未质疑过查理五世在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她也知道自己作为一国统治者的尊贵和女子所必经的命运。人文主义者们喜欢在诗中把她称颂为幸运女神：
幸与不幸，玉汝于成。
或女子幸，代价高。
玛格丽特的身份是多重的：女公爵，曾经的法国和西班牙王后，萨伏依公爵夫人和尼德兰女执政官。她让人在布鲁的陵墓建筑群的雕刻中展现了自己不同的形象，让往来的瞻仰者了解自己一生的幸与不幸。这是一个16世纪早期达至社会巅峰的女子的一生，她为守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出的巨大努力令人感动。这些努力并不依靠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机运，而是依靠虔诚。
从1517年欧洲上层贵族圈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女性的活动空间和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开放，这种自由将因不久之后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派别对立而受到限制，从而给女性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本文摘自《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德】海因茨·席林/著 王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1月版
